洪再新广东现代画坛三题黄宾虹与张虹交
年“广东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”以后,近现代艺术研究日益走向纵深。重新检视笔者《学术与市场间的张力:从黄宾虹与张虹的交往看广东人的艺术实验》[1]所涉及的相关图像和文字,可以看到20世纪世界艺术与广东画坛互动演进的新命题。这不仅因为黄宾虹与张虹(-)[2]往来书信又有新的发现(图1),其数量和保存的完整性,在黄宾虹友朋书札中,仅次于他和傅雷的通函状况[3],弥足珍贵[4],而且同一案例可揭示的社会艺术史面向,足以提出新问题,启迪来者。
图1黄宾虹与张虹书年4月5日私人藏
从整个人文艺术研究的趋势看,黄张交往作为黄宾虹研究的一部分,得以继续走向纵深,和千禧年来各类专题数据库的出现同步,形成与数码人文(DigitalHumanities)媲美争胜的学术平台。籍此东风,我们可以从个人图书馆[5]转向更丰富的史源[6],揭示学术演进的自律性。
这一自律性,恰好从黄宾虹——张虹交往的案例显现出来,因为广东现代画坛的这三个议题,一、金石运动与“中国画学衰敝论”,二、粤东画坛与上海“国画复活运动”,三、“艺术救国”与以民为重的未来观,反映了研究近现代艺术史学术景观的巨大变化。
议题之一是黄宾虹在其年发表的重要文章《中国画学谈/时习倾向之近因》的开篇提出的“中国画学衰敝论”之指涉[7]。笔者在年的文稿中指出,该文先刊于易孺(-)在上海创办的《华南新业特刊》,同时由广州《七十二商报》转载,翌年初又收录在广东《国画研究会特刊》的事实,而对该论点“寻衅蹈瑕,遂为一时所排击”之所指,尚无着落。对此,王中秀先生又有重要发现,落实了黄宾虹年9月25日载于《神州日报》的《荀廔画谈序》为其出处[8]:
昔邓完白工书,肆力北碑,一洗前人南帖柔靡之习。包安吴、吴攘之,扬波助澜,学风所扇,家汉魏而户齐梁,虞欧而下,皆以为不足观,而独画学一途,积弊相沿,去古愈远。近罹庚子之厄,皇家旧藏,流入异域,碧眼紫髯,人共知缣墨之可宝,犹不靳兼金白璧之价,蒐求于劫灰故纸之余。旷代瓌宝,恒集都市,目论之士,若无甚轩轾于其间。神皐美术,终以不振,非学者之耻乎?余不自揣,因摅所见,笔之简端。持论踳驳,不无与世乖迕,然寻源泝流,当亦不囿于时者之所许也。于是乎书。其他相关的发现,是年在广州《时事画报》第2期刊出该文时,将初刊“皇家”一词易为“大内”,点明辛亥革命后的时代特性。
据此,我们可以探求从/12年到/26年,对中国艺术界,特别是沪广两地的读者,“衰敝论”究竟意味着什么?换言之,“衰敝”是相对何者而言?年,笔者在《全编》序文中,有这样的解读:
通过对中外艺术史的真切考察,黄宾虹日益明确了他在年《荀廔画谈序》提出的原创思想,即在看到中国画学衰敝的同时,强调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金石碑学昌盛引发的绘画革命。……这使他的言行清楚地区别于康有为、陈独秀、李长之等人重复惊叹的“衰敝论”,体现了超越同侪的过人识见。《全编》记录下黄宾虹多面向的立体思考,在中国艺术界旷古未有。不难看出,黄宾虹和包括张虹在内的广东友人的砥砺切磋,是他的学术生命线之一。他每一次重大的认识飞跃,都建立在和这些粤友的对话基础上。如邓实与黄宾虹思想演变的关系[9],由年《古学复兴论》,带出民学、民史的精神,影响深远。邓实主持《美术丛刊》的编纂出版,成为黄宾虹《荀楼画谈序》采用“神皐美术”概念的出典。与此同时,“美术”概念注重“雕刻”,也启发了黄宾虹对“篆刻”造型艺术特色的再认识[10]。
黄宾虹把着眼点放在邓实“古学复兴”的先秦玺印文字,通过大众媒体《时报美术周刊》宣扬他的学术主张——“乃西欧东亚,同时响应,不期而合,诚可异己。”[11]笔者最后一次应中秀先生之邀为《黄宾虹手拓集古玺印存》(图2)作序[12],和张虹随后将要考察的日本美术界有关,代表性也比较突出,可以引为例子,展现中外艺术沟通的趋势[13]。黄宾虹年《荀楼画谈序》洞察到了这个趋势,最后引出他年以降申扬的“道咸画学中兴论”[14]——“这部印谱的受赠人长尾雨山先生(-,图3)是日本著名汉学家、书画家、鉴赏家。……长尾所著《中国书画话》,虽未及篆刻,但总体论述清末金石碑刻运动,对东瀛学艺界有积极的影响。据此,黄宾虹所赠的这部印谱,构成了其金石学概述的有机链环。”[15]
左/图2《黄宾虹手拓集古玺印存》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书影
右/图3黄宾虹手书题赠长尾雨山年私人藏
黄宾虹手拓所藏古玺印谱也在国内艺术圈流传,其中年赠给高剑父之弟高奇峰的四册本,除题记外(图4)[16],多有释文(图5),是现存同类手拓印谱中的上品[17],寄托了他对岭南革命画师的高情厚谊[18]。与此同时,他在岭南读者熟悉的《真相画报》(图6)、《艺观》画刊(图7)等媒体上,刊载其集古印拓,扩大金石学影响。
图4黄宾虹《集古玺印存》题记年私人藏
图5黄宾虹《集古玺印存》释文年私人藏
左/图6黄宾虹所藏三代古玺(金银铜三品)(采自年《真相画报》第12期)
右/图7黄宾虹所藏周秦汉魏古印(采自年《艺观》画刊首号)
笔者年的文稿分析了张虹由师从高剑父到转向国画研究会的情形,但未留意他和桥本关雪(-)的交往及游学日本的情况。原来,张虹“与邓秋枚(名实,号野残,顺德人)有同乡之谊,过从尤密。邓氏主办《国粹学报》及神州国光社,收藏颇富”[19]。也在此际,“因邓之介,与日本画人桥本关雪游。桥本甚风趣,能说国语。喜收购中国书画,最爱查二瞻之作,藏有数十帧。不久,桥本回日本,先生亦随东渡。因桥本之介,遍访日本美术学校教授,相与研讨艺事,及教授方法。桥本以为习画应分两类:其一为艺术与工艺相联系;其二为欣赏画,须有独特风格——此即吾国历代流传之士夫画——作者涵泳诗文书法:故其成就彼此互有异同。桥本又云:‘日本艺术,在表面观之似甚进步,究不能与中国悠久历史相颉颃。’尝有诗句云:‘西京余子真堪笑,不识东方五岳尊。’盖谓一般西京画家多为尝到中国,不知中国画迹之高深也。先生因悟画道须从古本求印证,与天然会合。古人‘以造物为师’,即是之故”[20]。
从时间上推算,张虹由上海赴京都(东京及日本其他城市?)再由上海返回广州,参加了和高剑父对立的一派“癸亥合作社”,在《国画研究会特刊》上和黄宾虹一起发表文章,探讨世界绘学。从一个时代潮流,认识到德国表现主义“与吾华之写意画吻合”。这一认识有多少受到日本画坛和桥本关雪启发[21],不妨从黄宾虹讲述高剑父年春去日本迅速回转的故事,作一参考。“一日,(高剑父)自粤顾余沪上,自言到此未访他友,拟即乘舶而东,返须年余,精求画境。一别而去,仅兼旬而返。余异而问之,乃徐徐言,曰:而今知专心研求中国古画矣!述其东渡,访旧友人,言明所来意,友引之登楼,令观古名画,皆中国明代李流芳、查士标真迹,一一为之指导,且云:我辈略师其法,已得盛名,子盍归而求之,当有胜于此者。遂感其言,信不我欺而返。”[22]高剑父不像张虹和桥本关雪接触多时,因此在日本看其所藏查士标作品,意识到觉悟已晚矣[23]。
通过学术数据库,可以日益清晰地重构类似的联系,破释诸多悬案。例如《全编》将浙江省博物馆藏黄氏手稿《欧画》系于-年间所撰,现在来看,不仅呼应张谷雏《世界绘学之表征及时代变迁》的文章主旨,且和黄宾虹年在广州《国画研究会》欢迎会的演讲题目《世界上美术之流派》若合一契[24]。
与年《中国画学谈/时习倾向之近因》直接相关,笔者年文稿第二个需要展开的议题,关涉到年到年间广东国画界折衷派与传统派大论战的起因(图8)。笔者年注意到这个问题[25],年王中秀先生设问,“不知(黄宾虹)这篇文章是不是导致广东新旧画论战的导火线”,并由“导火线”这个比喻,推论“似乎本应该发生在黄、高之间的论战倒没有出现,而广州的这场辩论倒像是黄、高的易地之战”。他从黄宾虹与高剑父的情谊,细腻地分析了个中的微妙关系[26],有助于笔者稍后讨论张虹与高剑父的师生之谊及其分化和对立。然而,为什么“沪粤港三地交流中,以黄宾虹对‘国画研究会’的影响最惹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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